观众参观展览。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汉代《甲渠候官以邮行》简。本报记者 张枨 摄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唐代诗人王维的《使至塞上》，生动描绘了居延边塞景象，让居延这一地名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
居延遗址群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包括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所辖烽燧亭障和天田塞墙等遗址。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遗址发现1万余枚汉简，轰动海内外。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延遗址又出土数万枚汉简，按发掘时间分别被称为“居延新简”和“额济纳汉简”。
日前，“‘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此次展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指导，阿拉善盟委宣传部、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内蒙古博物院、阿拉善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共同承办，甄选展品400件（套），包含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文书等。
“展览以居延汉简为载体，系统梳理居延遗址从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清的历史脉络，勾勒出西北边疆多民族交融共生、中央政权有效治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壮阔图景。”阿拉善盟副盟长刘德翠介绍。
“居延汉简是西汉武帝至西晋时期的简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填补了汉代边塞社会的史书阙略。”阿拉善博物馆馆长赵远说。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木简，讲述了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来自中原的寇恩与当地甲渠候官粟君的一桩民事案件。寇恩以赶牛车拉货为生，受粟君雇佣运送货物，因报酬核算产生争议。案件审理中，居延县廷严格遵循汉律，经县廷—都乡—啬夫三级复核，最终判定粟君“政不直”，寇恩无需担责。此案印证了汉代法律已深入边疆地区，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共同准则。
“居延地区作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寇恩远赴边塞谋生，粟君与民间的雇佣交易，是汉代多民族、跨区域经济共生的缩影。”阿拉善盟居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裴海霞说。
《请麹求葵记》是一封书信，主要内容为某人写信求一二斗酒曲（麹）和葵菜。“这封信记载了汉代河西边塞种植的蔬菜‘葵’和酿酒的酒曲，为我们了解汉代河西吏卒日常饮食结构、酿酒工艺等提供了珍贵史料。”赵远说。
《甲渠候官以邮行》与《“不中程”处罚》简并列展示，反映了汉代邮亭传递文书的制度。“以邮行”一般为传送距离较远的重要文书，多以驿马、传马传递。若文书未能在规定时段内送达，会被官府评定为“不中程”或“留迟”，受到相应的处罚。
《仓颉篇》习字简吸引了记者注意。《仓颉篇》作为汉代童蒙读物，是习字读书的基础教材。“汉代重视对官员才与德的考察，能书写5000字以上的人方可为‘史’。基层官吏为了升迁考核，提高公文写作水平，会在废弃简或空白简上练字，所以居延一带出土了很多以《仓颉篇》为主的习字简。”赵远介绍。
“这些写满墨痕的简牍，上至军政举措，下至民生细节，从官吏俸禄发放到戍卒家书往来，从屯田耕作记录到日常事务条例，全方位再现了2000年前的边塞社会风貌，为我们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脉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裴海霞说。
展览兼顾书法艺术与书册制度双重维度，带领观众触摸汉字书写的千年脉络。在“简牍书法演变”展区，对比篆、隶、草、行诸体“马”“册”字的不同写法，展现汉字的演进轨迹；以“韦编三绝”“刀笔吏”等图像与实物组合，讲述简册制度对中国古代书籍形制的深远影响。
据悉，展览将展出至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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